南宁一小区停车矛盾升级，物管报警18次都无法解决

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(shènglì)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澎湃新闻(xīnwén)·私家历史与抗战文献数据(shùjù)平台合作，推出“抗战回望”系列，选取抗战期间的报纸、图书、日记等史料加以(jiāyǐ)介绍，希冀带领读者前往历史现场，触碰抗战时中国军民的精神与生活。 本文介绍《江苏省江南两年来政情述要（民国二十八年一月至(zhì)二十九年十二月）》一书，反映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的敌后抗战(kàngzhàn)与施政。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(hòu)，国民政府治下有“省政府(shěngzhèngfǔ)行署”的设置，最开始为各省省政府自行设立行署与各类类似性质的机构，不久后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《战区各省省政府设置行署通则》对行署的地位(dìwèi)加以(jiāyǐ)确认——“各省当时所已经设立类似行署的组织均依次改组而取得了法律(fǎlǜ)的根据，而其他各省也纷纷请求在适当地区成立行署”。其中(qízhōng)规定，行署是为了“增进地方行政效率，适应战区情况”而设立的，就职权上来说(láishuō)，是“在所辖区域内代行省政府职权，以省政府主席名义(míngyì)行文时，由行署主任副署”。 江南(jiāngnán)行署下辖各县及其分类（1940） 对于行署(xíngshǔ)的设立，陈之迈(chénzhīmài)指出：“在(zài)抗战期间，敌军侵入，若干省份因战事的关系而形成割裂的局面，交通梗塞，使得省政府不能有效地监督指挥其全省境地内的各县(gèxiàn)。这种情形尤以沿江的省份为显著，因为敌人暂时控制了长江，而若干省份一部分在江南，一部分在江北，指挥遂极为不便。”江南行署自然是最(zuì)符合陈之迈论述的一例。 《战区各省省政府设置行署(xíngshǔ)条例》（1944） 抗战(kàngzhàn)全面爆发后，国民政府西迁，而江苏省政府(jiāngsūshěngzhèngfǔ)及其下辖各厅、处则北迁淮阴。1938年7月，顾祝同（时任(shírèn)第三战区(zhànqū)司令长官与江苏省政府主席(zhǔxí)）于安徽省设立江苏省政府江南办事处。后因江苏省政府江南办事处“范围较小，不易推行”，1939年元旦成立(chénglì)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（为行政院出台设立省政府行署的法令以前自行设置的），冷欣（时任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总指挥）任主任。 关于江南(jiāngnán)行署的大致情况，冷欣称(lěngxīnchēng)“江南所处环境之艰苦，地方情况之复杂，与一切政务推行之困难，在(zài)全国各游击区域中，可谓无出其右”。江南行署下辖(xiàxiá)二十六县(xiàn)，“东起上海，西迄旧都（南京），重要城镇及交通线，多为敌伪纵横盘踞，其整个县境在我方军力控制下者，惟溧阳一县而已”。 《修正江苏省政府(shěngzhèngfǔ)江南行署(xíngshǔ)(xíngshǔ)组织暂行规程》中规定，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是江苏省政府为了“便利抗战时期(kàngzhànshíqī)就近处理江南一切政务”而设立的，下辖管辖地内“所有江南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兼区保安司令部，各县政府暨(jì)地方团队，及直属于省政府或(huò)各厅、处之机关”，在辖区内以江苏省政府名义发布命令，与国民政府所设的行署基本别无二致。江南行署驻地位于安徽屯溪。 《江苏省江南两年来政情述要（民国(mínguó)二十八年一月至二十九年十二月）》一书出版于1941年，书名由冷欣题写。该书封面左上角印有“机密”二字，同时未注明该书的作者与出版社，可见该书为(wèi)一内部出版物。全书分为县行政、自治、保甲、动员及组训(zǔxùn)、积谷、禁烟、救济(jiùjì)事业、抚恤(fǔxù)及褒扬、锄奸工作、赋税、省县预算(yùsuàn)、会计及金库、地方金融、地方教育行政、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、教育经费、编审、经济斗争、统制(tǒngzhì)食粮、增进生产、举办农贷、合作事业、交通通讯、水利、地方武力(wǔlì)这些部分，可谓包罗万象了。下文将就相关部分择要说明，主要(zhǔyào)针对江南行署的行政与抗日斗争部分。 《江苏省江南各区县(qūxiàn)常备队战时短期教育起居日课时间表》 对于江南行署施政环境的(de)复杂，冷欣(lěngxīn)在书前(shūqián)的弁言中指出：“为政不难，为政于战时则难，为政于战时之前方则更难。”具体而言，为政于战时之前方之难体现在如下几点上： 一、敌伪(díwěi)不时窜扰，环境遂时有变迁，预定之策划，不能从容措施。 二、据点密布，交通(jiāotōng)梗阻，政情之下传上达，悉多所扞格。 三、兵燹以后，典章(diǎnzhāng)册籍，散失殆尽，兴废继绝，无轨范可循。 四(sì)、奸伪及非法组织，以谰言日肆簧惑，民性渐失其淳笃，宽则入玩法犹豫之途，严则有(yǒu)驱如鱼雀之虑。 五、地方贤达，作避秦计，多流亡异地，各级机构(jīgòu)，致叹才难。 六、农村及市镇(shìzhèn)，遭轰炸焚杀劫掠，经济破产，财源枯竭(kūjié)，政费支绌。 因此，江南行署经过(jīngguò)一年的建设后，仍仅仅是“凡百政务，粗具规模，仍未纳入正轨”。冷欣所承认的这一点在后面的叙述(xùshù)中即可看出。 值得一提的是，为了方便行政(xíngzhèng)，1939年，江南行署下辖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(zhuānyuángōngshǔ)与(yǔ)(yǔ)各县(gèxiàn)县政府(xiànzhèngfǔ)亦设置(shèzhì)行署，分别代行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与各县县政府的职权。1940年1月，江苏省政府颁布《江苏省战时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置办事处办法》与《江苏省战时各县县政府设置办事处办法》，故而前设的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与县政府的行署则撤销，而另行设置办事处，这应当是配合行政院将行署合法化与正式化的举措，亦即避免行署之间的相互混淆。 《各县受训(shòuxùn)人员籍贯及人数统计表》 在保甲(bǎojiǎ)方面，江南行署(xíngshǔ)首先着手的工作即是修订保甲章则，因为“从前所订之各项保甲章则，用之于战前则相宜，用之于战时则颇形凿枘，盖战时情形与平时(píngshí)迥乎不同，适用于平时者，多不能适用于战时，平时举办保甲，以安定社会、充实自卫力量为主旨，战时举办保甲，则应以(yīngyǐ)组织民众、团结力量、统一意志、协同(xiétóng)抗敌为主旨”。 修订的内容有许多，值得注意的有如下两点：一、修正联保连坐切结——“从前联保连坐切结，所应(yīng)连坐者，以为‘匪(fěi)(fěi)’纵‘匪’通(tōng)‘匪’为限，现为防止奸伪活动，于切结内加入勾结汉奸一项，如联保各户内发现有勾结汉奸者，联保各户，均应连坐，又(yòu)从前规定联保各户以不得少于五户为限制，现修正为同甲联保，以期整饬”。 二、改订保甲规约——“从前规定之保甲规约举例，仅注重于自治、自卫各(gè)事项(shìxiàng)，现为配合军事，于该规约内，加入侦查、防范汉奸及敌谍事项，不(bù)贩卖敌货、使用伪钞事项，优待出征军人家属事项，破坏敌伪铁道、公路及电线、其他工事事项，提倡国民兵役(bīngyì)、工役事项，救护难民、侨民(qiáomín)事项”。 就(jiù)这两条改变来说(láishuō)，无疑是为了适应战时的(de)需要，尽管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来实行则很难说。就其中的联保连坐(liánzuò)切结来说，中共的抗日根据地，在一些形势复杂，敌我等各类武装纵横交错的地方，仍然不得不接受甚至(shènzhì)是支持“两面政权”之存在，江南行署在这里所定下的严厉的保甲制度到底能落实到何种程度，也就不难想见了。 在策反工作方面，江南行署制定了《策动(cèdòng)(cèdòng)伪组织反正(fǎnzhèng)办法》九条与《伪组织人员(rényuán)反正奖励办法》五条，将这一工作分为两个方面，分别为外层策动与潜入策动。外层策动为“制订印刷品，宣扬中央不究既往之德意及来归后之奖励，分寄各(gè)附逆人员，促其幡然悔悟，并对参加伪组织人员之亲友，阐扬抗建精神，敷陈附逆利害，激发其天良，使其从旁策动，至附逆人员之直系亲属，令其移居我军后方，优加管待，以便招致来归”。这一方法，亦(yì)为中共所熟稔(shúrěn)。 潜入(qiánrù)策动方面，该书则应当是为了保密，不敢形诸印刷品上而“从略”。至于策反工作的具体成果，该书则称“一年以来，反正者(zhě)尚非少数，其姓名亦从略”，自然也是出于保密需要(xūyào)。 《江苏省江南各县二年来(lái)锄除奸伪调查表》 赋税方面，该书分为整顿(zhěngdùn)田赋(tiánfù)、契税与其他税收进行说明，由于对于田赋的整顿最能够反映江南行署(xíngshǔ)在当地的统治与进取的实态，本文仅就其中的田赋部分进行介绍。江南行署治下各地，自沦陷以来(yǐlái)，停征了(le)三年(sānnián)，而原有的土地册串亦损失许多。于是，江南行署制定了《各县田赋册串暂行保管办法》，命令下辖各县切实整理、保管田赋册串。 而后，随着国军次第收复宜兴、溧阳与高淳三县，部分县份国军的(de)游击武装亦逐渐恢复，相应(xiāngyìng)的，恢复行政以后，各县(gèxiàn)的开支则自然不断增长(zēngzhǎng)。因此，以“江南连年丰稔，三载蠲缓，民力(mínlì)已纾”为(wèi)(wèi)由，江南行署从1940年开始复征宜兴、溧阳与高淳三县1939年的田赋，至于这三县1940年的田赋则递缓；青浦(qīngpǔ)、松江、金山、南汇、奉贤、川沙、上海、宝山(bǎoshān)、嘉定等九个县份则“以环境特殊，未能启征(qǐzhēng)”，自然是因为日军控制严密；而溧水、金坛、江宁、丹阳、句容、江阴、武进、吴江、吴县、无锡、常熟(chángshú)、昆山、太仓等县，则依照1939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的《战区土地租税减免及耕地荒废救济暂行办法》中规定的“沦陷地方经过克复，或为我游击武力控制能行使政权之地区”的土地赋税与附加税“应予减征，以不超过原税额百分之五十(bǎifēnzhīwǔshí)为原则”，按照原税额实际征收这些县份五成的田赋。 《战区土地(tǔdì)租税减免及耕地荒废救济暂行办法》 这样看，实际上江南行署则是(shì)依照法律允许的最高限度对这十余个县份来征收赋税的。但是(dànshì)，新收复且一直处于敌我拉锯战之中(zhōng)的宜兴、溧阳与高淳三县却依照原有田赋的全额进行征收，则未必合乎这一(zhèyī)法律的规定。可见江南行署在实际执行法律中仍有相当大的变通，在特殊环境下，这一变通未尝不能理解，只是对于往往要向多股政治势力缴纳田赋与饱经战乱的当地(dāngdì)人民来说，则又是平添了一层重负(zhòngfù)。 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江南行署的这一举措能在多大程度上落实，便又是一个疑问了——1940年江南行署的预算中(zhōng)，可获得这些县份上缴的田赋(tiánfù)七十万元。但结果(jiéguǒ)是，镇江、丹阳、江宁、句容等(děng)县“以原有田赋册籍完全损失，敌伪又时常袭据，举办征收，极为困难，颇多中途停办(tíngbàn)”，惟有宜兴、溧阳、高淳、金坛、溧水这几个县份可以征收，最终(zuìzhōng)全年实收田赋五十余万元。 纵观(zòngguān)全书，该书在缕述江南行署(xíngshǔ)的施政当中，一方面是(shì)在有些地方语焉不详，或是隐去相关事实，或是隐去具体的人名、地名(dìmíng)与数字，应当是出于保密考虑，尚(shàng)可以理解；而另一方面，则许多地方都是大谈江南行署的制度设计与规划，却无法告诉读者这些举措是否能够落到实处，收到多少成效，这两方面缺憾多少限制了这本书的价值。 但是，从另一个角度上(shàng)来说，这两点缺憾又反映(fǎnyìng)出江南行署(xíngshǔ)在当地的施政成效，至少在这本书出版的1941年以前，是十分有限的，其施政成效基本是集中于国军(yúguójūn)主要控制的几个县份，否则不会在图表与文字说明上如此缺失。也正是因为江南行署的施政效果十分有限，故而今日所能见到的相关(xiāngguān)史料，相对(xiāngduì)其他敌后地区来说也更少，因此，这本书的价值也从中凸显出来。 《江苏省江南各区县常备队战时(zhànshí)短期教育全期学术科时间配当表》 在这本书的(de)编撰前后，江南行署下辖地区的日军开始猛然增兵，汪伪政权也开始厉行清乡，江南行署的命运自然益形岌岌可危。毕竟，无论江南行署及其下辖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(zhuānyuángōngshǔ)政府与县政府如何努力，没有武力的支撑，终是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(máojiāngyānfù)”。同样的道理，相较(jiào)行政部分较多的语焉不详，该书在叙述地方武装的收编(shōubiān)、组织、整训与战果方面则较为翔实，亦折射出了江南行署在行政成果上(shàng)的缺失。 《江苏省江南各区县常备队(duì)战时短期教育术科基准表》 回到开头，冷欣在弁言中所说的(de)(de)“为政不难”显然只能代表他个人的看法，否则许多人所认为的，南京国民政府治下十年的许多地方行政糜烂，更有时(yǒushí)人认为“当县长要有三个‘万’的本领，即是‘万死’、‘万恶’、‘万能’”，这些岂不是成了无的放矢？联系到他在战前基本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地方行政工作(gōngzuò)(gōngzuò)经历，而一直(yìzhí)投身军队，地方工作经历的缺失也许正能解释他的这一刻板印象的产生。 抗战军兴，地方行政往往围绕着军队的(de)需求而展开，至于前方与敌后的地方政权则舍军队而无以维系，许多(xǔduō)如同冷欣一样此前全无地方施政(shīzhèng)经历的军人得以主政一方，而未必不会(búhuì)带有冷欣这样的既有偏见。有关军人从政，后世评价褒贬不一，并早在战时就有不少非议，而“军政分离”的呼声则高涨。对(duì)于军人从政这一现象，本文无法(wúfǎ)作出任何评价，不过希望可以通过对于军人从政的这一具体案例的说明，来为对这一现象的评判(píngpàn)提供一些线索。 (本文(běnwén)来自澎湃新闻，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